今日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极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散文家与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年）诞辰230周年，为大家分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广智老师的一篇文章，一起读读卡莱尔。

历史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如同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年）长期蒙受“法西斯主义思想家”的恶名，遭到了现代社会的惊人误解一样，英国历史学家兼文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年）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

这位英国史学家与尼采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其作品也因受到德意法西斯分子的青睐，而被后人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先驱者”。关于卡莱尔的史学思想，主要是他的“英雄崇拜论”，在学术界几乎是不加分析地予以贬抑的。平心而论，对卡莱尔史学思想的主要部分所作的“结论”，大可商榷。

在这里，笔者不准备全面讨论他的史学思想，只是对他的“英雄崇拜论”作一点求实的评判，试图说明，学术传统对卡莱尔思想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并由此举一反三，对西方史学上姑且称之为“卡莱尔现象”作出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我以为，不只是为了正确评价一两个历史学家；更重要的是，它把人们的视野导向历史学的深层，将会有助于我们史学理论的建设。

一

19世纪的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诸国中继续处于领先地位。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一跃成为“世界工厂”，雄踞于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强国之首。正如恩格斯所说：“不列颠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也有所扩大，但是，处于“维多利亚”盛世时代的英国，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在繁荣的外表下充满着诸多矛盾。近代工业化步伐的加速，引起了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变革，贫富分化加剧，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岌岌可危，工业无产阶级则日益贫困，潜在的危机如同冰层下的激流，难以遏止。1836年英国历史上发生了绵延十多年的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便是明证。

卡莱尔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出身于一个劳动者兼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他的父亲起初是石匠，后来成为小农场主。其父母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派信徒。卡莱尔早年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因经济困难被迫中途辍学，后一度在中小学执教，但不久感到厌倦。在这样迷茫、困顿的岁月里，他却从德国作家歌德、黑格尔和费希特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了乐趣，并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从1824年起，他决心弃教从事写作。20世纪初，英国曾将卡莱尔的全部著作汇集问世，总共有30卷之多。他的早期著作有《论历史》（1830年）、《旧衣新裁》（1833—1834年）。1837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是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以戏剧性的事件和史诗般的描写，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使他在史学界一举成名。其后他不时有新作问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宪章运动》（1839年）、《英雄与英雄崇拜》（1913年）、《过去与现在》（1843年）、《克伦威尔的书简和演说》（1845年）、《腓特烈大帝传》（1858—1865年）等。作为史家，卡莱尔颇有才华，在历史编纂方面，在“精心搜集史料方面，在富于才气的戏剧性笔调和人物描写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看到过这种笔法；他描写人物尤见功力，在《腓特烈大帝传》中，人们会读到许多令人叫绝的神来之笔，故他曾博得“英国最伟大的历史肖像画家”的美名。如果说历史就是“艺术与科学的综合”的话，那么卡莱尔的历史著作也许是体现这种综合的一种典范。

卡莱尔的一生，大体可以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界，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他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是在1848年前完成的。在前期，他与劳动人民很接近，也参加过“宪章运动”，是一个相当激进的人物。他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曾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作过种种批判。如果可以把他归属于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话，那明显指的是这个时期的卡莱尔。小资产阶级史学家，在激烈动荡的阶级社会中，他们是动摇不定的，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劳动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对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揭露，强烈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这在卡莱尔的前期著作中有很好的反映。在《宪章运动》一书中，他对人民群众的苦难作了有力的申诉。在《过去与现在》一书中，作者描述了英国社会贫富尖锐对立的情况，揭示了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辛辣地讽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伪善面目，指出：“这种自由是千百万劳动者由于缺少食物而死亡的自由。”他以鲜明的色彩“表现了某些阶级观点的因素”。对此，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卡莱尔这本书是唯一能够动人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具有人的思想方式的一本书。”

但是，他同当时的其他一些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史家一样，还不可能找到一条变革社会的正确道路。他们看不到蕴藏在人民中间的伟大力量，因此，这些人在寻求“拯救”社会的方策时，常常不自觉地把眼光投向过去，不但在思想感情上容易与贵族阶级发生共鸣，而且在行动上也往往与那时的“封建社会主义”鼓吹者相合拍。卡莱尔在当时所参加的“青年英格兰”小组，虽然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团体，但“他们的纲领是面向过去，也就是到封建时代去寻找理想的制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与那帮“为了笼络人民，往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的贵族阶级的纲领相吻合。

1848年全欧范围的革命运动，为西方思想界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革命惊涛骇浪面前，像卡莱尔这样一类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或投入时代的洪流，彻底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或犹豫、动摇，渐入颓唐，失去对未来的希望，从而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成为阻碍革命、维护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这中间不可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进或退，也许是一步之差，正如恩格斯在这时曾不无希望地指出：“他（卡莱尔）只要前进一步，就能克服他所陷入的矛盾”，摆脱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最终并未能“前进一步”，投身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当1848年的革命浪潮向他迎面扑来的时候，他退却了，因而落伍、沉沦，最后终于被革命的洪流所抛弃，蜕化为一名英国资产阶级的卫道士。“全部经验证明，这是很难走的一步。”卡莱尔的悲剧也正在于此。

综观卡莱尔的一生，他确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思想同留恋往昔的贵族情绪、赞颂共和主义的英雄行为与对民主憎恨（尤其在后期）杂糅在一起。他虽然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但又漠视他们中间的伟大创造性力量。他不满现实社会，但又不想彻底打碎它，在革命的洪流面前，他未曾不想跃跃欲试，但他并不是一个革命的弄潮儿。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史学上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他当然属于具独创性的西方史家之列，但由于他的二律背反阻止了他的继续进步，这在政治上与史学上都是如此，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息。但无论如何，在近代西方，至少在19世纪的英国史坛——下面将进一步谈到，他理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本文所要评述的关于卡莱尔的史学思想，主要指的是他的“英雄崇拜论”。在他那里，英雄或伟人是同义的，正如为他的《法国革命史》撰写“导论”的H.贝洛克所云，卡氏历史哲学的基本点可以归结为：人类为了把他们自身很好地组织起来，因此，他们需要领袖和超人。换言之，即各个时代需要出现那些具有“超人智慧”和“胆识”的“英雄人物”。

1840年5月间，卡莱尔在伦敦连续作了6次轰动一时的演讲，这些讲稿于次年结集出版，题名为：《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简称《英雄与英雄崇拜》。此书一问世，便获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竟成了卡莱尔全部作品中最畅销和最流行的一部。可以认为，卡氏的“英雄崇拜论”，主要是在本书中成系统的。“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而已。”这一惊世骇俗的“名言”正是他在第一讲中提出来的。因此，具体考察一下作者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思想，不仅是饶有兴味的，而且有助于认识他的“英雄崇拜论”。

卡莱尔在本书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据我看来，世界通史乃人类在世间创造种种业绩之记载，归根结底亦就是伟人在此中间工作之实录。他们是人群领袖。举凡群众想做或欲取得的一切都由他们支配、操纵。广而言之，他们是一些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这大千世界的所有成就完全是伟人们思想物化的结果，是他们理想的实现与具体化。更确切地说，这些事物的历史就是整个世界历史的精髓。”这段明白晓畅的“自白”很重要，这不仅是他这本书的基本立场，而且也是他“英雄崇拜论”的基本出发点。

那么，应当怎样来从事这种考察呢？为了便于探讨伟人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卡菜尔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挑选出6种类型的英雄，逐个地进行了研究（这实际上也是他每一讲的主题）。

第一，神话型英雄。他以北欧斯堪的那维亚诸国古代神话为例，指出天上诸神无非是一些人格化了的“自然属性”，而众神之首奥定则是一个有着“灵与肉”的人的统治者。北欧神话与希腊神话构成欧洲神话的两大派系，卡莱尔称后者的特点为“华丽轻佻”，而前者则是“粗野淳朴”，反映了严肃忧郁的北欧人和活泼快乐的希腊人之间的差异。但不管怎样，这种用稚童般的方式去认识世界，是一种最粗拙的方式，所以这种神话型英雄毕竟是“英雄主义”的一种原始的形态。

第二，先知型英雄。卡莱尔是以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为例证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他不借基督教的先知，而以东方伊斯兰教创始者作证。为何？因为在他看来，“穆罕默德的宗教的确也是一种基督教”。他高度评价了由穆罕默德创立的这一教派的历史功绩：“对阿拉伯民族来说，它似乎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开端。阿拉伯人依靠了它，才开始得到活力。”卡氏借此无非是说明宗教信仰的巨大力量。

第三，诗人型英雄。在他看来，神话型英雄与先知型英雄都是旧时代的产物，随着科学的进步就结束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不会在新时代中重现。在这里，他把意大利的但丁与英国的莎士比亚视为“诗圣”，并高度评价了这类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诗人是属于一切时代中的英雄，他一旦产生，一切时代都可以占有他。”

第四，牧师型英雄。他以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英国传教士约翰·诺克斯为例，阐述了牧师型英雄的历史作用。他认为，牧师也是一种“先知”，他是人世与冥府之间的“媒介”。卡莱尔尤其极力称颂了路德。牧师型英雄的业绩如同灯塔一样，照耀着世界，人世间的凡人生活是少不得他们的。

第五，文学家型英雄。英国文学家约翰逊、民间诗人彭斯和法国启蒙作家卢梭，都是18世纪的人物。这类英雄在人间世务中，永远执行着一种最高贵的职务。他认为，在人类所感知的外部现象的后面，还隐藏着一种“神的理想”，唯有文学家的生花妙笔才能把它“表现出来”。

第六，国王型英雄。这类英雄与前五类完全不同，他们是一些领袖或统治者，是伟人中最重要的一种，集各种英雄主义形态之总和，可谓是各类英雄中的最高形式了。英国的克伦威尔和法国的拿破仑，就是他心目中这种类型英雄的代表。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英雄虽然可以分成若干类型，且时代不同，各具个性，但卡莱尔认为，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素质”，即具有确知某一时代需要的“超人智慧”，他们如同茫茫黑夜中的“北极星”，“从上帝手中直接取得了自由的权力”，是每个时代的“救世主”，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些伟人传记的汇编而已。因此，人们应该盲目崇拜与崇敬英雄，表现出热烈的与无限的顺从。卡氏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英雄崇拜是与人类的存亡继绝相始终的，“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英雄崇拜就永远不会消亡”。这就是他的“英雄崇拜论”。

卡莱尔“英雄崇拜论”的形成曾受到过多方面思想的影响，但主要与费希特的哲学思想结下了姻缘关系。费希特是18世纪末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人的“自我”是唯一的实在，它赋有创造全人类的一切力量。从这一哲学总概念出发，费希特否认自然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断言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仅仅通过“自我的”意识活动而实现的；在费希特看来，人是无能为力的，上帝是绝对的存在和生命，而“自我”的意识则是上帝的旨意；这样，他就把全部客观世界转化为“自我”的产物，最终地导向“唯我论”。卡莱尔正是继承了上述费希特这一哲学思想。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正是运用费氏这种把“自我”活动视为创造世界本质的哲学理论，结果势必导致无限夸大英雄人物的作用，而对人民群众，尤其对新兴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视而不见，对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不甚了了。他终于在费希特的“唯我论”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奠定了他的“英雄崇拜论”。

三

不言而喻，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大相径庭的。论者早已揭示了他的这种史学理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这里略举一例，以见一斑。

前已涉及，他试图把马丁·路德描绘成一个能超越时代条件，并能任意改变一般趋势的“天才”、“超人”，并认为1521年4月17日沃尔姆斯会议上路德的举动，“是近代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幕”，如此等等。其实，这样一个“超越一切”的先知英雄，并不是历史上马丁·路德的真实形象。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那时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前夕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没有当时广大农民和平民很坚决的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作为路德的坚强后盾，没有后来宗教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燎原之势，没有那些与皇帝有矛盾的贵族诸侯的支持，那么马丁·路德就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罗马教廷的赦罪卷，把“95条论纲”公布于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他也就不可能只身入“虎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慷慨陈词两小时，演出了被卡莱尔所称颂的那“精彩”一幕了。如果不是这样，他充其量不过是个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而已。在沃尔姆斯会议上，他也许可能被德意志皇帝下令活活烧死，遭到像胡司一样的厄运，当然也就不可能“如同灯塔一般，照耀着全世界许多世纪”了。

因此，任何英雄人物（包括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在内）的产生，都是时代的需要。只要时代所造成的情势和条件已经具备，就算没有马丁·路德这个人，那么他的这个角色也会由别人来承担。他们对历史的发展，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绝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方向。正如普列汉诺夫那段已为人们所熟知的话所指出的：他们“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事变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是完全顺应着这种趋势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水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这些近乎常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兹不赘论，卡莱尔“英雄崇拜论”的唯心史观的本质是显而易见的。倘若我们简单地加以臧否，这一切似乎都已昭然若揭。把他的“英雄崇拜论”弃之如敝屣，那是再省事也不过了，但那与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相去甚远。我认为，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估这种理论，这里暂不妨指出以下值得注意的两点。

第一，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有一段历史的发展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在卡氏的早年著作《论历史》等篇章中，他所强调的是普通人的历史作用。他抱怨过去的历史学家过多地描述了国王的趣闻逸事或议会的无聊争辩，而忘却了历史学家的职责应当要表现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他坚持认为，历史应当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内在的精神状态。重要的是，占据历史舞台的应当是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不是一些呆若木鸡、无所作为的小人，而是富有激情、胸怀大志的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应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与生命活力。19世纪后期的英国牛津学派著名史家约翰·格林（1837—1883年），重视写普通人的历史，注意描述他们的思想感情及日常生活，应当认为，这是从积极方面继承了卡莱尔的史学传统，尤其是他早年的史学思想的结果。

但是，卡莱尔是充满着矛盾的。1833—1834年间，他写成了第一篇哲理小说《旧衣新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从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出发，认为社会、国家和宗教只是神的永恒本质所穿的暂时、经常更换的“衣裳”。这种哲学世界观，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实际上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泛神论的”。这构成了他以后历史观的基础。

《法国革命史》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前期或一生的主要历史著作。此书始自1774年法王路易十六的即位，止于1794年的“热月政变”。他用文学的笔调，把这段历史描绘得有声有色。即使是现在读来，也仍然会使人感到兴味盎然。如果说法国复辟时期史家米涅于1824年发表的《法国革命史》，可以认为具有“研究法国革命史方面的开创之功”的话，那么与上书仅隔13年的卡氏之作，尽管它在细节上存在许多瑕疵，但却不能否认本书在法国革命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在这里，我们只就此书所反映的卡氏思想的两重性问题作些说明。

这里所说的两重性，指的是他既把革命奉若神明，试图揭示导致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但对它又不无恐惧，此其一。他在该书第一篇《巴士底狱》中，用差不多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翔实地描写了旧制度下人民所蒙受的苦难，以生动的文笔记述了对象征旧制度的巴士底狱的冲击以及向凡尔赛进军的情景。他赞美人民的英雄主义和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要人们“不要害怕共和主义；因为，无数巨大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众多的奇迹的创造，确是要归之于它的”。但他又谴责革命的“疯狂行为”，认为它是一种猛烈的“骚乱”。在第三、第四编的许多章节里，他对革命的恐怖作了歪曲的描写，实行革命措施的雅各宾派，在他的笔下似乎成了某种吸血的怪物。

他既想讴歌人民群众的力量，但又极力夸大个别人物的历史作用，此其二。有的论者曾指出:“全书（《法国革命史》）的基本观点是为法国人民群众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作辩护的。他把革命的人民群众歌颂为真正的英雄。”H.贝洛克也指出：“卡莱尔认识到革命（法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是群众。”的确如此，他写道：“饥饿、衣不蔽体、深受骇人听闻压迫的二千五百万人，是法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然而，当革命的“恐怖”来临时，他却寄希望于少数英雄人物来收拾这个局面，而米拉波、丹东、拿破仑等就是一些能力挽狂澜的英雄。他尤其夸大米拉波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认为只有他才是推动革命，也是挽救革命免于失败的栋梁，他甚至宣扬：“如果米拉波能够多活一些时候，法国和世界的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丹东能够战胜罗伯斯庇尔的话，那么整个法国的历史将会走上另一条道路。由于他这种左支右绌的矛盾立场，使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主要政治派别，对此书都采取欢迎的态度：辉格党看重它对“旧制度”的谴责，重视它对改革的辩护；托利党则注意到他对“骚乱”的攻击，这与他们反对革命与进步的政见倒是不谋而合的。

19世纪40年代初，他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所提出的6类英雄，多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伟人，并非一些奸佞之辈，这一点与同时代小资产阶级进步浪漫主义史学家都希望着力塑造出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他早期作品中的英雄崇拜，实际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的反封建主义斗争。从卡莱尔来说，他这时所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最初也不是针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是控诉时代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卡莱尔对资产阶级社会庸碌无为的不满与抗议，他希望出现巨人般的英雄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现状，其基本政治倾向是进步的。这一时期前后的其他一些作品，如《宪章运动》《过去与现在》等都可以作如是观。

苏联史学家在评论卡莱尔的思想时，也称他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接近于浪漫主义史学中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并对这个流派的主要特征作了如下的概括：“他们同情劳动人民的艰难处境及其斗争，力图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研究历史。他们的著作创造了按照小资产阶级精神理想化了的劳动者——人民的动人形象，首先是指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激进民主派历史学家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批判了资本主义，揭露了工业革命对劳动人民的致命后果。但其中有些人把宗法制生活方式和小生产理想化了，从而导致了对中世纪的理想化。”这些特征在卡莱尔的前期著作中有很好的反映。我们认为，当代苏联史学界的这一评价，是求实的，也是公正的。总之，“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史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具有革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可以对这个时期的卡莱尔作出总评。

他的《克伦威尔的书简和演说集》（5卷），虽说仍是前期的作品，但已反映了作者主观唯心主义史观的深化以及政治态度的变迁。当然卡氏的这部著作也具有明显的矛盾状况：一方面，他一反英国学术界把克伦威尔说成是“杀人魔王”“暴君”的传统见解，而把他描写成一位对英国历史卓有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并进而去揭示他领导英国革命整个进程的动机，这确实是勇敢的一步，也是对史学的责献；另一方面，卡氏又无限夸大个人在英国革命中的作用，宣称：“英国革命即是克伦威尔的活动。”为此，他甚至不惜歪曲史实，肆意夸大克伦威尔的个人功业。“这位文学魔术家对所叙述的许多事件歪曲得可能会使克伦威尔本人看来也要吃惊的。”当英国宪章运动高涨、统治阶级惊慌失措之时，他的确希望能出现一个新的“克伦威尔”，以结束眼前这令人不安的“混乱”局面。

1848年的欧洲革命，使他在政治上开始发生逆转，至此他的“英雄崇拜论”显示了反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的倾向，反动性才日渐暴露。他后期的主要著作《腓特烈大帝传》，与前期作品中的内容迥异。在此书中，他把革命比作充满恐怖的“黑夜”，事实上否定了法国革命，也背离了他早年所笃信的法国大革命的进步传统。他所吹捧的已是一些像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这样的帝王将相了，卡氏把他当作一个“尽善尽美”的国王英雄，赞美普鲁士的现存秩序，并认为如果每个国王都像腓特烈二世那样，革命就不会发生，那么世界历史也将不会是这个样子。至晚年，卡莱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对美国内战，反对取消奴隶制度，污蔑内战时期的黑人为“愚蠢的群氓”；辱骂巴黎公社社员，诋毁爱尔兰的爱国者。他终于发出了这样的哀叹：人类的未来要不是走向“英雄统治”，便走向死亡。如果让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英国乃至欧洲就会灭亡。只有让英雄人物出来统治，才能避免这场灾难。至此，他鼓吹的“英雄崇拜论”旨在反对革命的立场就显而易见了。可见，对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的分析，要区分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大张挞伐，一概骂倒，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第二，我认为，“英雄崇拜论”作为一种历史的观念，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能一笔抹杀。从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卡莱尔并不是“英雄崇拜论”的创始人，它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通常认为，近代意义的英雄崇拜史观滥觞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时代，这确“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伟大时代。其时，人文主义思潮弥漫西欧诸国，新兴资产阶级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提倡人性与人权，反对神性与教会的权威；提倡“个性解放”，强烈要求冲破封建制度下人对土地和人对人的从属关系，斩断使人依附于“天然君长”的那种形形色色的封建束缚，使资产阶级的“人”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商品占有者。这里的人，显然指的“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随之，在史学上出现了致力于人事，尤其是竞相撰写世俗统治者英雄业绩的作品，在那时复兴“古典文化”的热潮中，古典史学的传统又复活了，特别是公元1--2世纪时的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所撰的《希腊罗马伟人传》（又名《传记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近代英雄崇拜史观的形成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历史编纂上，仿效前者的体例为英雄人物撰写传记已成为当时一种时代的风尚，从佩脱拉克的《名人传》开始，其后仿效者层出不穷，盛极一时。在当时，英雄崇拜史观对否定神权与神学传统，倡导人权，解放人们的思想，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

在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史家虽然也强调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他们却更多地侈谈“普遍永恒的人性”或神秘的“民族精神”，笃信理性的决定作用，因而英雄崇拜史观还不可能在18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浪漫主义史学风靡西方，历史学家用各个民族的特殊性来摒弃理性主义的“一般与抽象的人性”，因而无限夸大本民族的文化成就，过分颂扬英雄人物的非凡才干，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и.H.涅马诺夫正确地指出：“英雄崇拜”是卡莱尔唯一的有相当独特性的一种创造。倘若与同一世纪相近的一些史学大家的史学思想相比，卡莱尔的理论确是独树一帜的。如马考莱（1800—1859年）所认为的理想的历史著作应当是“诗与哲学的合成品”，实际上成了他写作优美文体的历史著述的一种注脚，他的历史思想是肤浅的，他所重视的只不过是如何编纂历史，如何才能写出吸引读者的历史著作。又如，与他同时代的乔治·格罗特（1794—1873年），撰有12卷本的巨著《希腊史》，确是一部材料丰赡、议论精审的西方史学名著，对后世甚有影响，但他并没有为后世留下更多的发人启迪的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19世纪后半叶的情况当然又作别论。但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在整个19世纪就史学思想来说，仍颇见光彩，并能卓然自成一家。

诚然，对卡莱尔其人及其“英雄崇拜论”的“评价”，确实是“英国史学中极端复杂而矛盾的”问题。由于他的二律背反，即使在他最进步的时候，同他这一时期世界观的矛盾状况一样，在他的史学思潮中，也呈现出一种进退两难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使他的历史理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能被不同阶级、不同派别所利用。如从右的方面“继承”卡莱尔思想遗产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俄国的民粹派，“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发展”了卡氏思想中消极成分，并有了新的“创造”。他们把英雄人物比作阿拉伯数字中的1，把广大人民群众比作由1组成的巨额数目中的0。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众只是一堆0，一堆无休止的0，若无前面的这个1，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20世纪德意法西斯分子对他的青睐，更给卡莱尔平添了几分恶名声。1926—1931年，在德国发行了30万册的《卡莱尔文选》，刚一行市即售之一空，从此舆论界就把他当作“法西斯主义的先驱者”。当然，卡氏思想（尤其是后期）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可能为反动阶级所利用，例如“卡莱尔对普鲁士威力和‘伟大统治者崇敬，使他成了任何独裁制的赞美者的营养剂”，如此等等。

那么，我们能否由此就把他的思想本身一概否定呢？笔者以为不能。无论如何，单凭卡莱尔的思想被法西斯利用这个事实，就认定他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那是不足为据的。纳粹不也同样利用了费希特、黑格尔、歌德等人的思想，但至今并没有人把这些德国思想界的精英也作为“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来对待。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卡莱尔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也许正是凭借类似尼采那样的惊人的误解。不是吗？只要一提起“英雄崇拜论”，在学界人士中谁还不知晓那个“反动的”英国作家卡莱尔呢？可见，在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无论是发现污浊中的光斑，还是辨别光环中的污点，都是需要花费力气的，都需要我们作出认真的分析。本文作者认为，在卡莱尔身上，岁月带来的风尘应当拂去，后人泼上的污浊必须洗刷，还其人其论以本来的面目。

笔者在文前提出了自撰的“卡莱尔现象”这一词汇，意在说明，在西方史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像卡莱尔这样因被误解而形成的传统习见，并非个别现象。以西方史学史而言，类似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譬如，后世流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恶名，无形中使16世纪意大利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家马基雅维利蒙受冤屈；在倡导德意志统一运动中起过进步作用的“普鲁士学派”（小德意志派）也因现代法西斯分子的垂青而背上了“宪警史学”的劣名；在我国学术界，有的从经典作家在某种特定场合对某一史家所作的片言只语出发，得出了否定的评价，如马考莱、梯也尔乃至斯宾格勒，等等，倘由此生发开去，可以发现，“卡莱尔现象”确是一个多少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正确揭示这种文化现象，对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就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也许我国的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可以由此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在未来岁月中取得更大的进展。

是所至望。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作者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法国革命史》（全三卷）

〔英〕托马斯·卡莱尔 著；夏海涛 译

浪漫主义史学家卡莱尔的代表作，论述1774—1795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后二十余年的动荡历史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 “巴士底狱” 聚焦革命开端，从路易十五之死切入，描绘 “纸张时代” 思想激荡、巴黎高等法院博弈与三级会议分歧，终以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场景，揭开旧制度崩塌序幕；第二卷“宪法”深入革命发展阶段，从制宪议会制定宪法、废除特权，“九月屠杀” ，写到贵族逃亡、民众运动升级，显露出革命从理想走向复杂的变化；第三卷“断头台”展示革命高潮和后续，详述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斗争、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及热月政变，拿破仑崭露头角等，以及对法国社会与欧洲格局的深远影响。

2.《旧衣新裁》

[英]托马斯·卡莱尔 著；孙胜忠 译

以衣裳为隐喻的人生哲学，映照当代人困境的神奇魔镜

本书是卡莱尔最具创见的哲理小说，全书采用“书中书”结构：一位英国编辑在整理德国哲学家托伊费尔斯德吕克（意为“魔鬼的粪便”）遗稿时，发现其提出的"衣裳哲学"——认为人类文明的所有建制（信仰、制度、阶级等）都像人穿的衣服一样，时间久了就会变得虚伪、僵化，需要不断重新审视和更新。

书中借哲学家之口，深刻揭露了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信仰危机、社会不公，猛烈抨击了空洞的形式主义、僵化的教条和盲目的功利主义，认为它们掩盖了真正重要的精神价值……既是时代的诊断书，也是一曲寻找超越性价值的灵魂史诗。

3.《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

英雄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本书论述了神明英雄（奥丁）、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教士英雄（路德、诺克斯）、文人英雄（约翰逊、彭斯、卢梭）、帝王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等六种不同类型共11位英雄人物。